一,历史上有许多三国鼎立时期，哪个对历史发展影响最大?
历史上没有许多三国鼎立时期，除东汉魏蜀吴三国鼎立外，其他没有严格意义的鼎立时期。如宋辽夏，只能称民族政权的并存。
二,三国鼎立局面影响最大的战役
三,三国鼎立时期的三国
我是潘多拉效应，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在汉、唐盛世之间出现的“三国鼎立”，并非表层意义上的鼎足而立，亦非简单的割据分裂。
一、“三国鼎立”的实质赤壁之战前，面对曹操的强大攻势，孙权既不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又不愿“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诸葛亮舌战群儒，详细分析了联刘抗曹必胜，并劝孙权“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孙权与鲁肃、周瑜商讨再三，决定联刘抗曹。孙刘联盟开始建立。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盟初显威力，大败曹军，迫使曹操由攻势转入守势。孙刘借机发展各自的势力。刘备占益州，夺汉中，奠定了蜀汉的规模。孙权在江淮扩张势力，占领岭南，又招抚了占据广、交的士燮兄弟，做好了建吴的准备。关羽在荆州地区的发展，引起东吴不安。吕蒙袭杀关羽，占据荆州。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孙刘联盟亦宣告破裂。刘备为了夺回荆州，以给关羽报仇为名大举进犯东吴，孙刘关系恶化为战争状态。夷陵一战，刘备大败并死于白帝城。刘备死后，孙刘联盟必须恢复，才能共拒曹魏。诸葛亮鉴于后主幼弱，恐孙权“有异计”，立即派邓芝“修好于权。权果狐疑，不时见芝”。邓芝晓以厉害：“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你若归顺于魏，大则要你入朝，小则以你的太子为质，若不听从，必然派兵进攻，蜀也会乘机顺流东下。如此，江南之地非你所有。孙权醒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于蜀。蜀复令芝重往”。孙刘联盟重新建立。此后，蜀又派费祎、陈震前往。孙权与陈震“开坛歃盟”。
从此，孙刘联盟确定不移，一直到蜀亡为止。孙刘联盟对蜀、吴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方面：其一，孙刘联盟可以合蜀、吴之力与曹魏对抗，增强了反曹魏的力量，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其二，孙刘联盟可以使蜀、吴不必顾虑对方，为各自内修政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其三，孙刘联盟有利于蜀、吴相互交流，互通有无，满足各自需求，促进双方发展。联盟建立后，双方聘使经常相互往来，互致方物；民间交往之盛自不待言。其四，孙刘联盟有重要的军事作用，迫使曹魏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对蜀而言，联盟为其北伐解除了“东顾之忧”，使曹魏“河南之众，不得尽西”。对吴亦然。吴可无西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南。例如，建兴六年（228年）十二月，吴魏交兵，诸葛亮乘机率数万军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东），从西面进攻曹魏。再如，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口，进攻曹魏，四月至郿，在五丈原扎营，与魏军对抗。五月，孙权率十万人由巢湖进攻合肥新城。蜀吴互相配合，迫使曹魏两线奔波。在“三国鼎立”的四十多年间，孙刘联盟除在夷陵之战前后极短时间遭到过破坏外，一直得以持续保持。也正因为蜀吴共同抗击曹魏，才使“三国鼎立”延续达四十余年之久。因此，“三国鼎立”的实质并非简单的三足鼎立，而是孙刘联盟作为一方而与曹魏一方的对抗。二、形成“三国鼎立”的条件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北方，与以巴蜀、江南地区为主体的南方，在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势均力敌的对抗，是形成“三国鼎立”的条件。
（一）地理条件：“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魏则拥有广大的中原，地理上恰好为山水相依的南方对抗苍莽广袤的北方。吴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吴军习于水上作战，而曹魏中原兵不习水战。吴扬长避短，利用长江天险和强大水军，就可以有效地阻止曹魏的进攻。赤壁之战已经证明了长江天险是保护孙吴的一道天然屏障。后来，曹魏多年不能举兵伐吴，其中一条原因就是魏军不能轻易越过长江天险。西晋灭吴时，也是先占领长江上游，强大的王浚水师顺江而下，与吴平分长江天险才完成。蜀与吴以长江为纽带得以紧密联系，互相依托，互相支援。蜀还有崇山之阻，进可攻，退可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建兴六年，马谡失街亭，魏军攻汉中，诸葛亮派军扼险拒守，魏军寸步难行。延熙七年（244年），曹爽“率步骑十余万”，走傥骆攻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蜀将王平凭守骆谷口的“兴势围”（关隘），挡住了十余万曹军。九州之地，魏有其七，地域广大，边境重要关隘要冲均派兵把守，灭蜀吴不易，守则有余。强大的曹魏，虽独霸中原，却在四十余年间，只能对南方的蜀、吴徒作虎视之势。
（二）经济条件：曹魏经济与蜀吴经济相均衡，即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经济与以江南、巴蜀地区为中心的南方经济相均衡。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成了军阀混战的厮杀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辽阔的北方地区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原。为了改变残破的局面，曹魏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发展经济。至曹魏后期，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洛阳由“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变成了“其民四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的繁荣都市。从皖北到洛阳一带，“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成为人口稠密的富庶区。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江南相对安定，北方人民大量从中原流迁到蜀、荆、江淮一带。南迁人民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和江南人民一道劳作，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垦田面积显著增加，建康“其四野则无数，膏腴兼倍”。鲁肃称荆州“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业之资也。”周瑜也指出：江东富饶，足以自立，“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众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东吴的治铸业、盐业、丝织业、造船业都很发达。益州本来就“民殷国富”，“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史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盐、铁、织锦业很发达。总之，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经济，由于遭受东汉末年混战的多次破坏，尽管曹魏后期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经济的正常发展受到了抑制；以江南、巴蜀地区为中心的南方经济却有了巨大的发展，北、南方经济力量基本上达到了平衡。这正是三国鼎立的经济原因。
（三）政治条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人口及地主集团，与以江南、巴蜀地区为中心的南方人口及地主集团势均力敌。曹魏得到中原豪强地主的支持，东吴以长江南北的豪强地主为支柱，蜀汉得到荆益地主阶级的支持。南、北方是否有对抗的条件呢？下面看两组数据：蜀亡时（263年）有人口94万，魏有443万，吴亡时（280年）有人口230万。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前有三国志宗僚一栏，开列三方人物477人，蜀汉104人，孙吴131人，曹魏242人。蜀、吴一方共有人口320多万，曹魏一方有443万。可见，无论是杰出人物（主要是地主阶级及其幕僚），还是人口，都大体相当，这是蜀吴联盟得以与曹魏对抗的政治基础。三、“三国鼎立”的作用“三国鼎立”是从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走向西晋，即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为中国封建社会最终走向盛唐的顶峰，奠定了第一级稳固的阶梯（两晋及南北朝则可视为第二级、第三级历史阶梯）。
其一，“三国鼎立”实现了局部统一，为西晋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历史从分裂走向统一。东汉末年，封建军阀割据一方，全国处于分裂混乱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征战兼并，曹魏逐渐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其中，197年，大败袁术于蕲县；198年，攻徐州，杀吕布，又打败张绣、刘表联军；199年，张绣投降；200年，先在下邳击溃刘备势力，后在官渡大败袁绍主力；随后几年，兼并幽、冀、青、并四州。至208年，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后来又统一了关陇地区。曹操统一北方，避免了群雄割据。他曾自负地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确，曹操统一北方，实现了局部统一，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孙策打败扬州的割据势力，在江东站稳了脚跟。孙权代继孙策后，继续经营江南，在江淮扩张势力，夺荆州，占岭南，招抚广、交，统一了江南。刘备进军西蜀，占益州，夺汉中，南抚吴越，西和诸夷，统一了巴蜀地区。“三国鼎立”，使全国由分裂割据逐步向统一发展。后来，西晋继承了曹魏的衣钵，通过两次大兼并战争，灭蜀平吴，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因此，“三国鼎立”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其二，“三国鼎立”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孙刘联盟与曹魏势均力敌，彼此都不敢轻举妄动。诸葛亮五出歧山，战斗范围很小。此外，交战范围仅局限于彼此交界之处，于广大地区损益不大。相对稳定的环境，为经济、政治、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三，“三国鼎立”有助于激发三国间的竞争意识，促使各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恢复和发展各自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曹操依靠豪强大族统一北方后，力矫汉末弊政，推行打击豪强大族的政策，以抑制大族势力的发展，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他颁布“唯才是举”令，一大批有才能的中小地主被吸收入曹魏政权，有利于革新吏治，使政治比较清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曹魏实行军屯、民屯，取得了积极效果：在许昌附近募民屯田，一年得谷百万斛；邓艾在淮河流域屯田，每年得谷五百万斛。地方官大力招徕流民，使其重返生产一线。如张既为京兆尹时，“招怀流民，兴复县邑”；苏则为金城太守时，“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扬州刺史刘馥由于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为了把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地方官大多注意劝课生产。如河东太守杜畿“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颜斐为京兆太守时，令百姓“整阡陌，树桑果”，闲月上山伐取木材做车，又令百姓养猪狗；郑浑为魏郡太守时，“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这些政策，对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还修建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如在合肥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堰，其中七门堰可溉田1500顷，芍陂可溉田至数万顷；在淮颍地区，“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三千余顷；在河北疏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这些水利工程对促进北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针对“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士人每专权自恣”，诸葛亮采取了信赏必罚的法治手段，打击控制专权自恣的益州地主，政治比较清明。诸葛亮南抚夷越，西和诸戎，成功地安定了西南少数民族，并使其成为蜀汉的重要力量之一。为了保障成都平原的灌溉，诸葛亮派一千二百丁护理都江堰。蜀设司金中郎将、司盐校尉等官职，加强管理盐、铁、织锦等手工业，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为了增加劳动力，东吴强迫山越人离开山区，迁到平原，“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又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管理民屯生产。为了增加军粮，实行军屯，还设司盐校尉、司盐都尉，管理盐业生产；另设典船校尉、典船都尉，管理造船。东吴的冶铸业、盐业、丝织业、造船业都很发达。
综上所述，“三国鼎立”是三国各方势力面对东汉末期的烂摊子奋发有为，重新收拾旧山河，在对抗中进步，在竞争中发展，从而在汉、唐盛世之间，起到承先启后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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