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巫蛊之术"是什么?为什么古代都对此明令禁止?(古代巫蛊之术是真的吗)

巫蛊之术属于巫术中的黑巫术，蛊是养在器皿中的毒虫，巫蛊之术就是用这些毒虫的毒素去害人。诅咒、偶人厌胜和毒蛊都是巫蛊之术的组成部分。

据史料记载，将多种毒虫，如毒蛇、蜈蚣、蛤蟆等，一起放在瓮缸中饲养，让其自相残杀后剩下一只，其形态颜色都已变化，形似蚕状，皮肤金黄，这种蛊叫金蚕。

也有说把十二种毒虫放在瓮缸中，埋在十字路口四十九日，再将其取出放在香炉中，早晚用清茶和香供奉，这样得到的金蚕是无形的，散布于香灰之中。放蛊时，将金蚕的粪便或香灰放在食物中让人食用。

苗人的养蛊、放蛊历史很少悠久，据《乾州厅志》记载，苗妇能用巫蛊来杀人，也被称为“放草鬼”。毒蛊放在外，则能食人五体，放于内则能食人五脏。被放之人往往是痛楚难堪，或神形萧索，或气胀于胸膛。

苗人的蛊术只是女子相传，传授的仪式与咒语，不得而知。蛊妇设有益坛，或在家中隐蔽处，或在山洞中。相传一蛊妇在家烧温水为蛊偶沐浴，不小心被儿子看见。次日，蛊妇上山干活，儿子在家因好奇偷偷学她。

由于其用的是沸水，导致蛊偶被烫死。其中有一偶是蛊妇自己，她在山上已有感觉，赶紧返回家换衣后便气绝身亡。

蛊妇如果自己不放蛊，则要脸色变黄而生病。放蛊中一人，蛊妇自己可保无病三年；放中一牛，可保一年；放中一树，可保三个月。猪也可以放，但狗不能放。因此蛊妇害怕狗，通常不吃狗肉。

中蛊者的病象，脸变成黄色，想吃又吃不下，有腹胀感，就医也可痊愈。凤凰县曾发生一起蛊毒案，有一苗人，两个儿子相继死亡，疑为同寨蛊妇所为。便告发到官府，最终在其家中搜出装有蛊物的瓦罐，蛊妇被枪毙。

情蛊是巫蛊术最毒的蛊，制蛊方法是将不同类的毒虫放进封闭的器皿里任其互噬，毒虫有爬虫类和飞虫类，最终活下一的那只毒虫集百毒与一身。每次养出的毒蛊形态与其所选的品种有很大关系，功能也不相同。

比如肿蛊就是取蛊虫粪便制成飞沫渗入人体，中蛊者浑身肿胀，痛痒难忍。而蛇蛊则是将其卵藏于食物内，误食后入体成蛇形，上下窜动撕咬。还有癫蛊是取蛊虫身上的菌附着于人体后，使人笑骂无常，丧失理智。

金蚕蛊是蛊之至尊，也是所有蛊妇的终极目标，能使寄主暴富，害人时也是最毒辣，能使人中毒，胸腹绞痛，七日流血而死。情蛊是最难制成的，十年才能得一情蛊，此蛊可下在饭菜中，也可下在服饰上。

古代苗人女孩都以情蛊下在自已的情郎身上，也可以请巫师做法将蛊制作于符上，女了配带此符时只需许愿，便可以使心上人永远死心踏地爱着相爱一生。

古代的巫蛊之术可谓是多种多样，巫蛊在西汉极为盛行，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使用巫术咒语或用木偶埋于地下可以害人。征和二年，公孙贺父子被人告发使用巫蛊来诅咒汉武帝，武帝便处死了一干人等。

后又命江充彻查巫蛊案，江充借机陷害与他有过节的太子刘据，最终导致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相继自杀。清醒过来的汉武帝将江充夷三族，此次巫蛊事件无辜受牵连的人多达数十万人，史称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使西汉由盛转衰，刘氏继承人遭到大量屠杀，给汉武帝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巫蛊之术在古代宫廷很少流行，后宫嫔妃用扎小人的方法，来诅咒对方，以实现争宠的目的，这也是巫蛊的一种。

历朝历代对巫术和巫蛊都是严令禁止使用的，汉代就有“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的律法规定，后来规定如果蛊妇饲养的蛊虫致人死亡，则要对其处以极刑，且家人要遭流放之刑。唐代也是有明文规定的。

凡饲养蛊未成形者要被流放，成形者要被杀头。之后的各朝都将使用蛊术害人的行为定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均要被处以极刑。在民间，巫术则是屡禁不止，老百姓在生病吃药无效时，会去请巫师作法除病。

旧社会中这样的现象非常多，但巫术本身就是一种愚昧百姓的手段。民国期间，湘西的一位官员，他得了一种腹胀的怪病，吃药无效的情况下，他请了一位苗人蛊妇来为他作法除病，但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最后蛊妇被严刑拷打，差点丧命。后来经别人介绍，一位高明的医师将其病治好，那位蛊妇才捡回一条命。巫蛊之术，从古至今都是严令禁止的，历朝历代都有律法规定，但民间的一些偏远地方仍有陋习。

为何要明令禁止巫蛊之术？原因很简单，这是一种害人的封建迷信活动，往往是一些用心险恶的小人用来坑害他人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明显的犯罪行为。因此，从古至今，巫蛊之术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古代的“巫蛊厌胜”之术

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最为惨烈，不仅造成太子刘据及其家属遇难，而且牵连了许多皇亲国戚显要官员，共有数万人因此丧命。

巫蛊是一种用来加害仇敌的巫术，起源非常古老。“巫蛊”二字的确切解释，缺乏十分准确的说法。《说文》里说“蛊”是人肚子里的寄生虫，《诸病源候论·蛊毒候》里说：“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但看历史里对巫蛊事件的记载，大多没有用到蛊虫。也有人认为《易经》里的“蛊”卦，就是出自巫蛊的蛊，当然更是没有根据的猜度。比较靠谱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蛊通“鬼”，《说文》也说：“臬桀死之鬼亦为蛊。”一种认为蛊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以说，巫蛊大概就是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汉书》里说巫蛊来自胡巫，源自于北方少数民族所信仰的巫术，也就是后来的“萨满”。萨满一词是后来才有的女真语，但这种宗教却相当古老，是北狄、东胡民族的普遍信仰。

在古代，人们认为用言语诅咒就能使仇敌或者敌国受到祸害，所以巫蛊之术风行。《左传·隐公十一年》就记载，郑伯伐许，颍考叔被本国大夫公孙阏用暗箭射死。战争结束后，郑伯为惩治凶手，命令军队对一只公猪一只狗和一只鸡诅咒之后再用箭射。

汉朝时候，巫蛊之术依旧盛行，主要包括诅咒、射偶人和毒蛊等方法。“毒蛊”就是蛊虫，汉代律令规定，如果某个人家里饲养的蛊虫已经成形并且致人死亡，这个人要处以死刑，家人则流放三千里。诅咒就是祈祷鬼神加祸于所恨之人，有多种方法；射偶人是用木、土或纸做成仇家偶像，暗藏于某处，每天诅咒，或用箭射，或用针刺，认为这样就可使仇人得病身亡。其中，射偶人是被采用最多的方法。

巫蛊之术也称为“厌胜”。厌胜又叫魇镇，《辞海》解释说：这是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认为能以诅咒制服人或物。厌通“压”，有倾覆、压制的意思，厌胜的意思就是“厌而胜之”。有人认为厌胜和巫蛊是不同的巫术，也有人认为厌胜是巫蛊的一个分支，但大多时候，它们指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历代帝王对巫蛊厌胜之事都是深恶痛疾的，一旦发觉，就会严厉惩处。但这样的事情在宫廷中还是不断发生。

汉武帝时期，早在“巫蛊之祸”之前，皇后陈阿娇失宠，就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情敌卫子夫。武帝发觉后把她废黜，女巫楚服以及宫女被牵连杀掉的有三百多人。《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所谓的“挟妇人媚道”，就是一种巫蛊之术。钱钟书在《管锥编》里说，中外的巫蛊之术，施法之物大致分为两类：受术者的图画、偶像或是头发、指甲、衣物、姓名、生肖等。施法途径也有两种：“射刺”和“厌魅”。“媚道”属于“厌魅”，这种方法可以使别人失宠遭殃，也可以使自己承恩致福。“射刺”就是射偶人之类，小说《封神演义》里，姜子牙扎草人，用“钉头七箭书”射死赵公明，就是这种方法。

历史上这样的记载很多。

《陈书》里记载长沙王陈叔坚：“左道求福，刻木偶，衣道士服，施机关，能跪拜，醮之而祝诅于上。”这里所用的偶人比较高级，有机关，还能跪拜。没有用钉子或针刺，所用钱钟书说这应该属于“厌魅”。

《资治通鉴·梁纪》记载梁元帝：“上闻武陵王纪东上，使方士画版为纪象，亲钉支体以厌之。”《隋书》记载：“太子阴作偶人，书上及汉王姓氏，缚手钉心，令人埋之华山下。”这当然是“射刺”了。

这样的事件在历代宫廷几乎都发生过，直到清朝还有，康熙的长子胤禔想要夺嫡继承皇位，就请了一个会巫术的蒙古喇嘛来诅咒太子胤礽。康熙皇帝知道后极为气愤，下令夺去了胤禔郡王爵位，并将其在府第高墙内幽禁起来。

在民间，厌胜之事也很普遍，杜甫在诗歌《石犀行》里就写过“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这样的句子。

《晋书》里记载顾恺之：“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顾恺之是著名的大画家，居然也做这样的事情。明代编撰的《鲁班经》里记录了二十七条关于厌胜术的资料，所用的物品称之为“镇物”，方法更是五花八门。

小说里写到的也很多。《太平广记》记述奴婢用桐人厌胜，《绿野仙踪》里的何氏找赵瞎子厌胜，《平妖传》里的冷公子请术士酆净眼厌蛋子和尚，《金瓶梅》里潘金莲为了得到西门庆的专宠，请一个瞎子“回背”，等等，不一而足。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红楼梦》里所写的：，赵姨娘买通女巫马道婆想害死凤姐和贾宝玉，马道婆拿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教赵姨娘说：“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作法，自有效验。”赵姨娘照着做了，果然宝玉和凤姐就不省人事了。后来这个马道婆出了事，被抓起来了，“身边一搜，搜出一个匣子，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两个魔王，还有七根朱绣花针。立时送到锦衣府去，问出许多官员和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来，所以知会了营里，把她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几盒子闹香，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灯下有几个草人，有头上带着脑箍的，有胸前穿着钉子的，有项上拴着锁子的。”

当然，除了害人之外，民间也有用厌胜之术来辟邪的，目的是趋吉避凶，防患于未然。

巫蛊之术是我国古代鬼神思想下的产物，在科技水平受限的情况下，诸多医学生死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唯一的出路便指向古代先民心中所敬仰的神，或是心中所恐惧的鬼，巫蛊之术就是由敬仰与恐惧的延伸。巫是指巫婆一类的人，或者他们所掌握的巫术，蛊是指巫术的一种载体，巫蛊之术在历史上曾造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惨剧，所以成为历朝历代严厉约束的行为。

对于我国古代巫蛊之术的研究，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学者指出中原文明是没有巫蛊的，它的是由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信仰传播而来，加之西南、闽粤一带的少数民族对毒物的研究成果，就结合成了中原民族的巫蛊之术。而其实根据《左传》的记载，早在春秋时期，郑庄公就曾命军队“出貑及犬、鸡，诅而射之”，诅咒射杀颍考叔的本国内奸，这种诅咒恰恰就是后来巫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巫术的起源应该是中原民族本土形成，巫蛊则是结合了西南少数民族对于毒物的研究。

巫术并非都是出于害人的目的，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诅咒、偶人、毒蛊，其中诅咒是有明显制敌于死地的主观愿望，但偶人与毒蛊并不一样。偶人分为“射偶人”与“偶人厌（yā）胜”两种方式，射偶人与我们说的“扎小人”类似，带有诅咒意图，更偏向于制敌与死地；而偶人厌胜是“厌而胜之”的意思，更偏向于避邪祈吉的愿望，这种形式虽然也有诅咒的手段，但更多的是祈祷，直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辟邪仍是厌胜的意思，只不过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古代的厌胜物有如桃人、玉八卦牌、双鱼佩等，而现在更多是开光的玉佛、观音等。

毒蛊最初的目的也并非害人，而是一种养蛊人的守护神，是其寄托美好生活的信仰，这一点类似于现今泰国一带“养小鬼”的做法。制蛊最常见的记载是在端午节时，也就是古代认为毒气最盛的这一天，将毒物放置于一个罐子里任其自相残杀，待大毒物吞噬完小毒物，就会成为最终的蛊。根据史料记载，这里所说的毒物往往指一百多种毒虫，但夷人制蛊只需要十二种毒虫，并且是在端午当天抓获，要么是爬行类的“龙蛊”，如蛇、蜈蚣，要么是“麒麟蛊”，如蟾蜍、蜥蜴。

制蛊周期一般为一年，待大毒物吞噬所有小毒物以后，主人开始投食喂养，喂养的过程称为养蛊，一般约三到四年，待蛊长成就可以选择吉日放蛊出坛。养蛊的目的是借助其灵气为家族祈祷，保佑家族无病无灾、做生意的可以财源广进、做官的则会平步青云。养蛊的人每天都要虔诚祈祷，并投喂蛊食，每年夏至日的前后三天，还要杀猪宰羊进行大祭，所以养蛊并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担的。

这种养蛊的习俗在某些地方成为女子祈福的必要手段，到普通百姓家里，凡女子十二岁成年后，便会养一只蛊虫。但蛊虫有善恶之分，善蛊是女子的保护神，恶蛊则不受主人控制，会吞噬别人的财产，这就有了女巫的出现。女巫便是具有特殊法力的人，她们能够控制蛊的行为，如果蛊虫成为害人的恶蛊，那么被害人家就会请女巫收降此蛊，或者驱蛊避祸。

“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蛊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皋，或气胀于胸膛，皆致人于死之术也。”——《乾州厅志》

女巫是驱蛊之人，与之相反的则是放蛊之人，这种放蛊的女人被称为蛊婆。据说被蛊婆放蛊之人在将死前一个月左右，能无意识的看到放蛊人的生魂前来送礼，这被称做“催乐”。中蛊较轻者可以通过中医草药治愈，而较重者必须请功底更深的女巫驱蛊，或者由放蛊者解蛊才有生路。蛊婆为了达到传授蛊术的目的，在没有女儿能够继承的情况下，通过对别人家女儿放蛊作为要挟，这也成为一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相传蛊婆放蛊中一人，可自保无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如不放蛊，蛊婆自己就要生病，连续三年不将蛊放出去，蛊虫不得食就会伤害蓄蛊人。唯一能破解这个习俗的动物是狗，就连蛊婆也怕狗。

我们所说的巫蛊之术远非蛊虫这一种蛊，由于中医名著《本草纲目》对蛊虫的记载，这种蛊的形式才会被当作蛊的唯一代表，其实在各种史料中记载的还有植物蛊、拍花蛊的形式，而虫蛊里还分的有金蝉蛊、虱蛊等。无论这些形式如何，它都具有祈福与害人的两个方面，有些蛊重在慢性置人于死地，有些则是令人失去意识，从古至今这种手段一直未曾消除，因此只得凭借医学的发展进行对抗，这要比女巫驱蛊来的更为科学。

谈到巫蛊，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汉武帝晚年时的巫蛊之祸，此祸殃及太子刘据、卫皇后，公孙贺、刘屈氂两位丞相，诸邑、阳石两位公主及三位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共计约三万人。第二阶段巫蛊之祸的引子便是汉武帝晚年的身体状况糟糕，被近臣江充利所用，他向汉武帝揭发太子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搜捕与灭族血案，改变了西汉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后来的历史走向。

其实对于巫蛊之术的管制并非始于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这种巫蛊之术在封建社会里本就是帝王所抵触的，因为巫蛊之术不仅仅有祈福的一面，也有诅咒谋害的一面。作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祈福当然是每个帝王都会追求并信任的，如每个王朝都会格外重视祭祀，祈求国泰民安、社稷永固，这种祭祀是由上而下的精神寄托，它唯一的缺点只是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而巫蛊之术更像是远古至封建社会时所要摈弃的糟粕，因为它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以祈福为目的，而更多的是以诅咒谋害为目的，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只不过是这一目的一次爆发。

在整个巫蛊之祸中，通过受害人的传记中得知了汉朝对巫蛊行为约束的强度，如“放蛊人及教令者，弃市；坐妻为巫蛊，族”。这等法律的约束其实也将帝王特权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此规定并没有写入《汉律》，也就不存在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么巫蛊之术仍是封建帝王祈求长命百岁的良药，是他们控制和约束臣民的统治工具。又如隋朝宫廷的“猫鬼蛊乱”，也只是在《隋书.独孤皇后传》里写到“独孤皇后异母弟独孤迤，以猫鬼巫蛊咒诅于后，坐当死”，为何当死也不曾在《隋律令》里有所追寻。

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造蛊者虽会赦，并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流三千里。即以蛊毒同居者，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孙，不知造蛊情者，不坐。”——《唐律》

所以隋朝之前对于巫蛊之术的管制主要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避免民间的巫蛊之术危害地方人民以及社会治安，这是统治阶层维稳的必要手段，二是避免官僚体系或者皇室宗族别有用心的威胁。到了唐朝，则是首次将管控巫蛊纳入法律之中，并且在法律中明确指出了民间利用巫蛊这等旁门左道争夺财产的惩罚措施，说明在古代民间的巫蛊之祸已经发展至普遍现象，国家到了不得不管控的时候。《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宋仁宗时期的一件关于民间巫蛊的事情，由于民间巫蛊害人之事频繁，福州一名叫林士元的地方提刑官研究出一种治蛊的药方，宋仁宗得知后下令将林士元的治蛊药方交给宫中的太医审查，连同太医们搜集的治蛊秘方，汇为一编，印成专书，颁发各路，转发各地民间使用，由此可见，宋朝时的民间巫蛊已成为政府非常重视的整治领域。

“置造、藏畜蛊毒，堪以杀人及教令造畜者，斩。造畜者，不问已未杀人，财产入官，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并流二千里安置。” ——《大明律》

明清时期对于巫蛊之术的管制更为严格，这也是中央集权发展至顶峰的需求。从古代官方行为的管控中可以看出，这种巫蛊之术不能单一的理解为封建迷信的产物，毒蛊这种形式所带来的影响较大，主要是因为古代医学缺乏药理检测的条件，也就是无法对症下药。养蛊的形式之多，制出蛊的药理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应对，无论是慢性至死，还是控人神志，都是对社会稳定性的挑战，这是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而在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更是将威胁展现在最高统治者的继承权上，这就是封建王朝至上而下形成控制巫蛊的两大原因。

综上，巫蛊之术在古代本是祈福求吉之术，但在演化的过程中成为损人利己的手段，这种手段在历史上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汉武帝继承人的身首异处，这也成为历朝历代加紧控制巫蛊之术的主要原因。由于巫蛊之术在封建社会带来的民间影响力极大，加之封建思想作祟，这种方法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这更加紧了封建王朝对此术的管制。时至今日，据说在湘西等地区仍有此术流传，随着科学的进步，巫蛊之术的危害越来越小，流传至今只能说明传统文化里的继承并未去其糟粕，只希望朝着祈福的方向发展，不会有害人之心即可！

“巫蛊之术"的传承并未断绝。巫蛊实际上也是玄门术数，可以说与如今的道教道术同源，只是侧重点不同。道教是以悟道为主，修术只是作为辅助悟道和除魔卫道之用。而巫蛊之术侧重于术，以术增强自身能力，最终达到以术求道的目的。

巫蛊之术是人对天地的领悟，一方面修炼自身的口、鼻、耳丶目丶身丶心，达到超越常人的感知能力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靠学习丶感悟丶利用、驾驭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从而获得知识和能力，最终达到增强自身能力，突破自身极限的目的。

巫蛊之术，分为巫术丶蛊术、巫蛊术。巫术是靠修炼出自身强大的感知能力，来获得预知能力和感应能力。一方面可以对未来的事情有一定的预知感应，及时趋吉避凶。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灵觉，感应宇宙运行的规律。其实这些能力俗世人也有。现代逻辑推理就可以预测一些事态的发展。现代人也有感应能力，例如罗门索夫就是在梦中梦到了原子运行的特殊规律，从而制定了元素周期表。还有些人在梦中梦见过即将发生的灾祸。

蛊术则是发现和利用生物的特性，并且加以改造，强化或异化某些特质，从而达到增强其使用价值的目的。这与目前的生物工程技术有几分相似。

巫蛊术，就是建立巫与蛊之间的感应与联系，最终达到巫蛊合一(人蛊合一)的目的。即以巫驭蛊，以蛊强巫。说穿了巫指人，蛊指物，巫蛊合一也可以理解为天人合一。其实在世俗生活中，骑术就要求人马合一，玩车的就要求人车合一…，说穿了也就是那么回事。

通过对“巫蛊之术”的初浅理解，大家不难发现，身负巫蛊奇术的人根本不会信皇权神授，根本不会信神信鬼，而且他们掌握一般世俗统治者不具备的可怕能力。

一方面古代统治者畏惧巫蛊大师的能力，无法掌控这些人。另一面巫蛊大师受俗世人敬畏，一旦他们对统治者不满，就有可能会蛊惑人心，给统治者施压，甚至最终灭掉世俗统治者。

因此古代统治者权衡利弊后，都选择明令禁止“巫蛊之术”。其实任何统治者都没什么兴趣去追求什么科学丶进步。他们唯一在乎是掌握绝对的统治权，对于任何他们掌握不了的人和事，他们都会找出各种理由来令行禁止。或许有人会说，有些统治者也追求科学丶进步，其实那是被域外竞争者给逼的，不努力就会大权傍落，就会沦为被统治者。清朝的“洋务运动"丶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这种情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孟子对统治者最诚恳的劝诫！

对于“巫蛊之术”何止是禁止，一旦发现，动辄就要牵连成千上百人。

巫蛊之术，自上古以来就是邪恶之术。在上古时期，巫术是成为人类统治阶级的必需品，而巫师，就曾经是最高的统治阶级。如今在一些神怪小说之中，经常能看到巫师称霸上古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并非是完全的架空，与我国古代的原始社会有一定的历史反映。

黄帝时期，有一官职名为“祝由”，祝由，就是上古时期最早的官方巫师职业。因为生产力的提高，例如黄帝这样的部落首领已经萌生了到了“人定胜天”的自强萌芽，于是靠玄学吃饭的巫师只能退为人臣，但即便是在黄帝时期，祝由的地位也是不低的。

“上古神医，以菅为席，以刍为狗。人有疾求医，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以菅为席，以刍为狗，这定义了当时巫师的地位和神圣。但祝由却是代表着好的巫师，他们成就了中国传统“巫医”文化的鼻祖。例如北面而咒，十言即愈，这十言即愈是什么意思？

就是巫师念十句咒语，这个人的病就会好。因为我国自古以来没有传统的，以“神”为最高信仰的宗教，所以巫师，是我国古代迷信文化的最重要载体。

但说了这么多巫师好的方面，为什么还会有巫蛊之术，而且还被后来的皇朝严令禁止呢？

俗话说有黑就有白，有正必有反。有代表着治愈、祝福的白巫术，那么自然也存在着伤人于无形，诅咒的黑巫术。大家都是靠迷信和玄学吃饭的，不可能只有好的没有坏的。有人用巫术救人，就会有人以巫术伤人。

而说到上古传承以来的“黑巫术”，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分支，就是巫蛊之术。

在《山海经》里，巫术还有这样的描述：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这便是反映巫术偏暗黑化的一方面。而巫蛊之术就是从这种逐渐倒向邪恶的动机中渐渐变化出来。和白巫术以祝福、祈祷等主观臆想的救治行为不同，巫蛊之术是真的会借助实物，对被害者造成肉体上的真实伤害。比起巫术有可能会动摇王朝根基的风险，很显然害人性命更为可怕。

巫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蛊。

所谓蛊，就是毒物，古代有五毒，讲的便是动物。害虫、毒虫即便在现代社会都数不胜数，在古代原始环境尚且高度保留的情况下，寻找毒物、制造毒物自然是更加简单。

巫蛊之术的巫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养蛊

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相传不绝。

养蛊非常有讲究，大到毒蛇，小到虱子这么小的毒虫，都把它们放到一个容器中自相残杀。只剩下蛇就叫蛇蛊，只剩下虱子大的虫子就叫虱蛊，为啥要养蛊？

因为最后一只蛊物能活下来，说明它的毒性最强，它也最难杀。然后巫师就会把蛊虫想办法放到人体之中，这玩意以前还有点掩饰，说什么叫施法诅咒。其实就是让受害者喝水或者吞食下蛊虫，但是并不杀死它，因为巫师会有相应的解药，例如我国古代的苗族巫蛊最为著名，包括东南亚一带，湿热的热带气候让毒蛊虫拥有很好的研究环境。

一旦被蛊虫附身，必然是生不如死。但巫师会告诉这是诅咒，而不是什么吃了难以杀死的虫子。

所以历朝历代，不管是皇族还是平民百姓，朝廷都禁止巫蛊的存在，并不是说不允许那么简单，只要被发现，就是死刑。因为巫蛊之术太过恶毒，而且存在于无形。

例如唐代的律法：

“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

唐代对巫蛊之术的容忍程度更低。在汉代，巫蛊之术其实在皇家内部还是拥有，属于自黄帝以来传承的“祝由”类，这被国家看作打击敌人的重要力量。但随着时代进步，唐宋时期人文大发展，思想哲学大发展，巫术被高层知识分子逐渐看破本质，先不说玄不玄，弄虫子这一点就很让人恶心。

站在蛊虫的角度来讲，这才是自古以来巫蛊之术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分支。因为养蛊，可以说是不科学的巫术体系中，最为科学的方法，比起诅咒做法，很显然作为实用性的养蛊在巫蛊的发展岁月中占据绝对作用。

那么除了蛊虫以外，巫蛊之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答案是有的，在封建迷信思想极其厚重的年代里，巫蛊之术的“诅咒”其实要比蛊虫更让人惊怕，因为诅咒就是靠心理作用压溃他人，危害和蛊虫不相上下。当然，不同的是随着时代进步，有些开明的君主不相信诅咒的玄秘，不信者自然毫发无损。

我国古代历史，第一起巫蛊大案，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

“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汉武帝很显然是一个典型处在“迷信”阶段的明君。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汉武帝此人倒不是昏庸，而是处在一个巫术仍然极其神秘让人心生畏惧的时代。晚年的汉武帝身体变弱多病，距离求长生的秦始皇也才两百年不到，汉武帝自然觉得自己功比嬴政，也该是长生之人。于是便被江充所利用，制造了巫蛊之祸，卫子夫、太子刘据都因此而死。

这里所说的“巫蛊”是什么？

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其实主要方式不是蛊虫。而是“木偶人诅咒”。

例如公孙贺被举报的理由是，在汉武帝经过的御道中埋下了木偶人，以此来诅咒汉武帝。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当时的丞相公孙贺就死去了，可见了这种虚幻的理由和方式对统治者而言是多么敏感。

而后还有太子刘据被影响，江充就以这个理由继续大肆破坏，而汉武帝还不得不信，最后导致堂堂太子与皇后，最后被一个懂得巫蛊之术的奸臣江充所害死，让人唏嘘不已。

巫蛊之术的诅咒十分唬人，先是获得被诅咒者的生辰八字，最好还能获得被诅咒者的精血。其实这种诅咒之术有没有用？自然是拼运气的，其实巫蛊诅咒之术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给别人听。

例如汉武帝，如果当时江充不与他讲，他压根也不会把身体差联系到这个方面去。所以诅咒的真正杀伤力在于告知，在心理上击败对手，让被诅咒者心理崩溃，这才是诅咒的本质。在实质上，诅咒其实根本没有蛊虫好用，蛊虫是实打实的物理伤害，但是诅咒之术要是有人不信，那就立马不灵了。

但不管怎么说，巫蛊之术都具有让人畏惧的神秘色彩。

我国古代其实是到了宋代，才正式开始社会性地反对巫蛊之术在民间的传播，而之前的朝代的宗旨是，这种神秘力量只能皇家拥有，民间不得拥有，而宋代则是皇家也不信这东西了，毕竟北宋、南宋能够诞生理学这样的新思想社会，对这种落后的，连形而上学都不算的迷信恐惧是很鄙夷的。

可是反对不代表消失。一直到清代，都还有人利用巫蛊之术来害人。例如康熙的九子夺嫡，太子胤礽就被兄弟用这招诅咒过，这件事让康熙大为火光，视为兄弟自相残杀。

不得不说的是，作为我国最神秘也最令人好奇的一个文化板块，在过去的时代里，可远远没有如今看到的如此轻松诙谐。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