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为什么错过了大航海时代?(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不能再错过)

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是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可以看作是欧洲国家力图打破穆斯林国家对旧航道垄断的行为，从这一方面讲，同时期的明清并无此需求。而放眼历史进程，古代中国并不是没有航海活动，只不过中国的航海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大，在大航海时代中的表现让人产生了错觉，认为中国与此无关！

回到14至17世纪，客观印象中除欧洲之外，旧大陆的其他文明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在这个时期里，欧洲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美洲大陆，继而进行了美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这就意味着航海只是过程，殖民才是结果。先且不论这个殖民的意图，单从地里因素来看为何西欧国家会成为大航海时代的主角，中国为什么不能引领大航海时代。

航海是需要技术支撑的，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很自信，航海史上有句名言，称中国的指南针如果早些传入摩尔帝国，伊斯兰文明会将航海时代提前7个世纪。但远洋航海不是一个指南针就能解决技术问题的，西欧国家的航海技术得益于地中海的优良环境。古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只能在太平洋沿岸进行实验，因此中国古代的航海多表现为“下南洋”。这项活动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就已经实现了，到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近海岸线航行的升级版，即使船支技术堪称世界第一，但也只是将近海航行的技术空前加强，并未升级远航技术。

而地中海相比大洋，航行条件没那么复杂，沿地中海国家的航海技术可以说是围绕地中海进行升级的。近海岸线航行与穿越大洋航行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就拿补给来说，郑和的船队可以承载大量士兵，因为陆地上有足够的补给等待郑和靠岸；哥伦布的船队由于深处大洋，无法靠岸补给，所以他的船队是物资多人员少，安全性就远不如郑和船队，且因跨洋作业，水手的至病率高，补给解决往往是寻找荒岛，攻杀野人部落的方式。

欧洲大陆又是山脉、河流分割成若干板块，因此形成了国家割据的版图划分。然而在东欧大平原上，游牧民族同样是强悍的存在，他们压缩了西欧国家的发展空间，欧洲国家不得不寻求向海上的突破，这也是欧洲国家航海技术较为发达的另一个原因。

当时远洋航海的动力主要依靠风力和洋流，全球的季风与洋流对欧洲向西航行提供了很大帮助。出海时，东北信风、加那利洋流、北赤道暖流，都是他们顺利到达中、南美洲的有力支撑；西风、墨西哥湾暖流、北大西洋漂流又是他们回航的助推器。古代打仗还将就个天时地利呢，更不用说对自然条件要求高的航海了，哥伦布就是出海走西南、回航向东北，一路算是顺风顺水。

我国海域附近的洋流呈北上和南下两种，渤海、黄海、东海的海流主要是由黑潮暖流和沿岸流两个流系组成。其中黑潮流系是由黑潮主干及其分支的台湾暖流、对马暖流、黄海暖流组成，这个洋流是远海岸线的，方向由南至东北，在日本东海岸与亲潮寒流汇集为北太平洋洋流，这是我国有可能达成访问北美大陆的一条航线。

沿岸流系自北向南主要包括辽南沿岸流、辽东沿岸流、渤海沿岸流、苏北沿岸流和闽浙沿岸流。这个洋流是贴近海岸线的，由北至南穿越台湾海峡，与台湾东岸分支出来的黑潮支流汇集后折向正西。这也是我国古代航海的主要方向，由海岸线一路向南，顺着大陆架到访东南亚各国。

在南海海域，因位于热带季风区，夏季盛行西南风，冬季盛行东北风，季风方向与海区长轴一致，所以有利于稳定流系的发展。南海表面环流在风的作用下，具有季风漂流的特性，西南季风期间，南海为东北流，东北季风期间则大部分区域为西南流，郑和下西洋的时间选择上就是根据这个季风特点来的。由此可见，我国古代航海向东南亚、印度方向推进较为容易一些，绕过印度之后又可以借助印度洋的近海岸洋流直达非洲东海岸，这也是我国古代航海的极限。

上面又说到北太平洋洋流为我国发现北美大陆提供了可能，但我国利用黑潮暖流向东北行驶时，并非依靠其主线，因为其主线是在日本东海岸。古代日本虽然多次向中原王朝称臣，但大航海时代的前期，大致与日本的战国时代重合，此时的日本对中原王朝是不友好的，丰臣秀吉侵朝事件就发生在明万历年间。中国航海若走东北方向，只能通过日本海峡一面，借助对马暖流的动力和朝鲜的地上补给，但这个方向成功错过了北太平洋洋流，直接将船队带往严寒的远东地区，这里的航行条件就不再那么容易征服。

即便是克服艰难险阻，船队能从北太平洋抵达北美大陆西岸，上岸之后也会面临高耸的洛矶山脉，船队一定不会选择登陆这种地方。这并非胡言乱语，因为郑和的船队曾经误打误撞到了澳洲大陆，由于是在澳洲大陆西北方向登陆的，面对的是澳洲最广阔的沙漠，所以并未停留，后来英国的库克船长从巴西绕过合恩角才抵达澳大利亚，他的登陆面是东南面，这里就是澳洲土著聚集的风水宝地，所以英国人才希望在此进行殖民活动，并取名“澳大利亚”，意思就是南方土地。由此看来，在哪里登陆也决定了航海的结果。

• 政治方面

古代的国家形式大概就分为王朝模式和帝国模式两种。帝国模式的表现为：以一点为中心向外扩张，每征服一个地区就执行殖民统治，形成中心区和殖民地的双重格局。帝国的殖民地无论多大，中心区才是其真正的领土，殖民地失去了或独立了，帝国还在，中心区沦亡了，帝国则彻底覆灭。

王朝模式的表现为：对外扩张后，并不实行殖民统治，而是将征服区并入原统治版图，或分封诸侯管辖，或设置机构委派官员管理。王朝的征服区属于“王土”，除此之外的归附区域属于藩属。王朝模式下首都被攻占了可以在“王土”上任意迁都，所以韧性比帝国模式强，比如宋王朝，而帝国模式下，各殖民地攻击的对象就是帝国中心，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奴隶起义的唯一目标就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区。

我国古代主要是以王朝模式存在的，相对于帝国模式的扩张性、寄生性，我国地处亚洲大陆的核心区域，中原文明迅速崛起后，形成了领土规模庞大的统一政权，相对于欧洲被分割开来的小国来说，我国是无扩张需求的。这是就客观资源方面来说的，若就主观因素来看，我国封建社会的主题就是中央集权，皇帝的控制欲不断加强，所以才极其反对“孤悬海外，拥兵自重”的政治力量。在历史的线索中，我国古代从分封诸侯王，到给予食邑但无藩地，这就提现了帝王的控制欲，因此也就不允许中央无法控制的海外扩张，诺大的本土管理好就行，即使是扩张，也是陆地性质。

我国古代真正能称为帝国模式的只有元清两个朝代，倘若忽必烈征日本成功了，或许还真有可能开启向太平洋的探索。但由于民族特性以及战略优势等因素，蒙古人从大蒙古国时期就首选了陆地扩张，海洋是他们不屑于、不愿意开发的方向。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海洋，因为宋朝留下的海关贸易制度，是一个财政增收的优质资源。不过由于蒙古人打通了欧洲大陆，宋朝留下的海外贸易模板，似乎又没有陆路贸易方便、暴利。

• 经济方面

我国古代一直存在“重农抑商”的经济主线，因为地主阶级掌握了土地，这个生产资料是地主阶级永恒的钱袋子，与土地税相辅相成的就是人头税，这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一旦人口脱离了土地，转移至工商业，政府和大地主就会损失惨重，明朝的海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抑制沿海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转向工商业。美国的南北战争表面是废奴运动，其实质是城市工商资本家与农场主的经济之争。

其实中国在大航海时代中，扮演的角色是目的地，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并没有错过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本质上是葡萄牙、西班牙为打破穆斯林和意大利诸国对旧航路的垄断贸易。葡萄牙人的航海，绕过非洲，接上阿拉伯海、印度洋的航线，这条航线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其实是一致的，同时也说明大航海时代的前期，欧洲的航海技术也是贴近海岸线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路线）

大航海时代前期就是与我国明朝重合，明朝在经济上的优越性也使海外贸易变得扭曲，在朱元璋时代，对外贸易是以“朝贡”形式存在。即外商来华做贸易，不是通过贸易港口进入市场体系，而是要进京上供给朝廷，朝廷则以数倍或者十数倍的赏赐作为补偿。这给大明王朝带来了不小的财政负担，所以明朝后来就对海外贸易进行限制，“受伤害”最深的就是陆上的瓦剌和海外的日本。瓦剌人的回馈是边境骚扰，后带来了土木堡之变；日本人的回馈是东南沿海的骚扰走私，后演化成倭患，这也是海禁的另一个因素。

（倭寇进攻线路与明朝海禁线）

“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利玛窦

由明朝的贸易政策来看，其经济上并无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更无引进资本，开采资源的意愿，以至于郑和下西洋都被看作是宣扬国威。所以即使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亚洲通往欧非航道的稳定，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属于大航海时代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浓墨重彩的结果。到了清朝，英国政府派遣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为乾隆皇帝祝寿，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展开交流的一次良好机遇，但乾隆皇帝并未与英国使团达成签约，历史上多评价乾隆皇帝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坐井观天，其实乾隆帝在此时已经认识到了海外的军事威胁，并开始准备了沿边布防。但这至少反应了乾隆以前的皇帝，都还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这对航海的参与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综上，大航海时代，中国并非置身于事外，郑和下西洋当属大航海时代的一部分，而且欧洲国家的航海探索，也带有从东方进口香料的目的，中国属于新航线开辟的目的地。但纵观整个大航海时代，帝王的志向、政权模式、经济需求、地理因素，都注定了中国很难像西欧国家那样，寻求对新大陆的发现，所以这也让人产生了错觉——没有发现新大陆就等于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大航海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跌宕起伏的时代，伴随新航路不断开辟的同时，是对新大陆资源的野蛮掠夺与人口迁徙。其在西欧地区引起了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促使了西欧封建经济体制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也是西欧国家崛起，我国落后於西方的重大转折点。

那么我们为何又会与大航海擦肩而过呢？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其规模远非麦哲伦、哥伦布可比，其时间又早於西欧各国。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对于世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发现了许多之前没有的国家。本应该趁势而上，开启属于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但是历史在这里跟所有人开了一个玩笑，远洋航海时代不但没有到来，而且当初强大的舰队以不堪想象的速度崩溃了。

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朝的水师拥有3500艘各种各样的舰船，单单海外贸易最多的浙江省就拥有了超过70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而到了明英宗正统五年（1441年），浙江省的船只数量就已经锐减到了340艘，其它省份舰船的情况则更加严重。而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明朝政府更加直接规定，如果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是触犯的死罪；而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明朝政府又下令沿海总督，巡抚摧毁所有能够远洋航行的船只，并且逮捕任何驾驶船只下海的商人和百姓。就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曾经震惊世界的强大舰队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一代又一代皇帝的忽视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皇帝的原因，明朝水师迅速毁灭的原因还有朝堂上的争斗。在明朝的历史之中，宦官集团和士大夫集团始终保持着紧张的关系，两者关系只有此消彼长和你死我活，谁都想要对对方下死手，彻底打垮对方。

海上贸易和海上航行从一开始就是宦官的范围，宦官不但得到了大量的金钱而且对士大夫的经济基础也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因此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伤害，士大夫集团在数次介入海外贸易不能成功之后，决定摧毁海上贸易，截断了海上贸易，就从根本上截断了宦官主要的经济收入，这完全就是我得不到我也不让你得到的架势。

宦官集团和士大夫集团之间的争斗，终于让海外贸易这个金灿灿的前途成为了牺牲品。宦官集团为了把持海外贸易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断利用皇帝的支持排挤还涉及到海外贸易的朝廷官员，把持海外贸易已经不能够满足宦官集团了，他们要将这一部分变成自己的自留地。

士大夫集团当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宦官集团只顾着排挤关于海外贸易的官员，却没有顾及到建造大型海帆船的造船厂，士大夫集团以大运河的重新疏通，南粮北运的事情更加重要，各地的造船厂应该把目光转移到运河之中航行的驳船上面，于是各地船厂建造大型海帆船都被迫停工，这一停工就是二十几年，所有的生产力都投入到了驳船的建造上而当驳船饱和之后的时候，各地的造船厂已经没有能力再建造海帆船了，大型宝船的建造技术就这样失传了，实在是令人可惜。

除了明朝内部的问题，明朝外部的环境也在恶化。已经被打回到北方草原的北元势力经过几十年的混乱之后，再一次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富足的中原，明朝北部边境的防卫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明朝的首都北京距离边境实在是太近，不管是于公于私，明朝的皇帝都将全国有限的军事资源投向北方的长城防线，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官员对于北方的防范之中包含着一丝恐惧，再也没有精力顾忌海上的贸易和海外出航。

更主要是深层的文化问题。我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大陆国家而非海洋国家。我国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也不缺乏优良的海港，却大多都闲置不用。朝廷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淤塞港口，并让沿海居民内迁。我国在历史上居统治地位的近乎都是北方人，近代以前，北中国的南北的交通运输主要是依赖於运河，而非海路。京杭大运河曾造就了一批繁华的城市，如扬州、淮阴、古泗州、临清等，却无一真正意义的港口城市（大连因俄国而兴港，青岛因德国而兴港，今连云港的主城区离港口约有30公里）。

我国真正能够跟海洋民族扯上点关系的是闽粤人，而居统治地位的北方人对其不擅长的航海领域带有先天性的恐惧感。就犹如满清入关后，其对火器研究的打压与蔑视是同样的道理。满清是以骑射而取得的天下，其武力的自信心就来源於骑射。如果你跟他们讲火器等这些他们陌生的领域，他们完全玩不过你们，还能保持啥武力的自信心？索性，不玩火器，一概比骑射，你们农耕民族的骑射还能玩得过游牧渔猎民族的骑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长期禁海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2）、“朝贡贸易”的体制，使得航海没有利益支撑。西欧国家是因为“穷”而大航海，航海是为了“脱贫致富”。而我国却是因为“炫富”而“大航海”，最终因国库空虚而废止了“大航海”。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意义上就是到处宣扬“我是土豪”而到处撒钱，而随之也迎来了一大群南洋岛国前来天朝朝贡，而天朝都是秉承“厚往薄来”的原则，以其值数倍甚至十数倍相偿。

“朝贡贸易”的实质，就是你叫声“爹”，我给你“压岁钱”。结果，很多小国三天两头过来喊“爹”骗“压岁钱”。长此下去，就使得天朝的财政越来越捉襟见肘，天朝便越来越惧怕小国们的朝贡，于是便下令为体恤边远小国朝贡之路劳顿之苦改一年一朝为两年一朝为五年一朝，渐渐地希望永远不要来朝贡更好。如明人刘大夏便说： “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这种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郑和下西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改变，更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只是无实质的意义的财政消耗而已。

第（3）、上层阶级无组织真正意义上的“大航海”的动机。西方大航海是因追求利益而兴起，其背后有各国政府的支持与组织。而中国的上层阶级，公开场合都羞于谈“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天朝上国奉行的是“仁义之道”，又怎么去追求“利”（掠夺）呢？其实质就是对外邦的“仁义”与“奉献”都要於国内的百姓来买单。天朝是大国，人口众多，疆域辽阔，虽百姓未必富足，但在总量上是巨大的。上层阶级在本质意义上是不太缺“银子”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赔得银子再多，慈禧太后每餐该上多少道菜，还是一道不会少的。这样的上层阶级，其跟更庞大的贫寒阶级就没有共同的欲望（大航海）。

而西欧国家，其国较小，其国内就较为均“穷”，许多西欧王室也很缺“银子”，也常常要找商人“借银子”。如此，就会形成“上下同欲”。而让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都参与到大航海中来。

第（4）、中国的航海技术其实也远较西方落后。我们都知道唐朝鉴真东渡日本的故事，东渡六次才成功，励志故事的背后也是唐朝时期航海能力的体现。我国航海能力得到大力提升的时期，是宋元时期。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盛，随之泉州、宁波等真正意义上的港口城市才得以诞生。但是，在宋元时期，把持泉州等港口商贸的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也即色目人）。蒲寿庚家族（色目人）被称为“泉州的土皇帝”。

朱棣之所以选择郑和为下西洋船队的领队不是没有原因的，郑和即是穆斯林。在郑和之前，并没有华人远洋航行的记载。所以，郑和的船队中应该有大量的穆斯林，且郑和的航线都是阿拉伯人商人到经常往返的航线（无论是最远到达的东非，还是最多抵达的今印尼、马来亚等地都早已皈依了穆斯林）。且郑和的航线是利用洋流，贴着海岸线航行，且困难程度跟哥伦布横跨大西洋、麦哲伦环球航行等是远远不能比的。

跟农耕民族的骑射比不过游牧民族同样的道理。与腓尼基、迦太基、古希腊、维京人、及后来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这些航海民族相比，中国的航海技术其实一直都是落后的。这从同时代东西方的制图水平的差距就可以轻易地看的出来。航海能力不是光比船只大小的，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土著可以驾驶简易独木舟横跨太平洋的。

郑和下西洋不是促进贸易是奉命追杀朱家隐患的故事不要与大航海时代挂钩。中国为什么没有赶上大航海时代原因不要找那些乱七八糟的故事哄骗自己。主要是明清俩个朝代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还有满世界儒家思想满世界琴棋书画哪能产生大航海时代哪能产生世界贸易？这就是汉字的博大精深把子孙后代都送进博大精深中哪能有科技救国。

中国的物质力量足以率先开启大航海时代，但中国的路径依赖却只能与大航海彻底无缘了。

所谓大航海时代，是指15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人通过贸易和殖民，发展新贸易秩序和发现新大陆的历史过程。大航海，是区分大陆时代和海洋时代的重要事件。以前，世界的角逐平台是大陆；之后，世界的角逐平台则是海洋。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人类从区域秩序发展到全球秩序，也就是现在的国际秩序。

大航海时代的中国，正处于明朝中期到清朝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在这段时间，中国的物质力量并不弱，陆地力量地面最强，海上力量也海面最强。

15世纪初，具体是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当时，郑和的船队规模，有两百艘大船。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其船队规模只有三艘小船，无路是船数还是人数，根本就没法与郑和船队同年而语。所以，中国拥有率先开启大航海时代的物质力量。

但这里面有问题，决定了中国无缘于大航海时代。

中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帝国。自己改朝换代不断，但这是跟自己比。要是跟欧洲比，中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集权帝国，而同时代的欧洲则是一群不稳定的封建诸侯国。但，就是因为非常稳定的这个路径依赖，使中国失去了对外界变化的敏感性。

郑和七下西洋了，然后呢？只是一逞帝国皇帝的英雄豪迈，这是好听着说，不好听地说就是中国雄主的自娱自乐。这还是对权力，对经济就只有伤害而无造就了，玩得是纯烧钱的游戏。

当然，明清也有海洋贸易。戚继光抗倭，但这个倭寇实际上就是海上的非法走私商人。那么，戚继光抗倭成功了吗？根本就不是戚继光把海盗倭寇打没了，而是开放海禁以后，非法商人变成了合法商人，海盗和倭寇自然就没了。所以，明清也有海上贸易，而且海上贸易也很繁荣。

大明海上贸易赚了很多钱，但这笔钱对大明帝国根本就产生不了多大作用。一个是收税太困难，大明是税人和税地的财政体制，而税商在制度上就玩不转，更别提税海贸了；一个是即便税商赚了钱，但跟税人和税地比起来，也不是一个量级。

所以，有海上贸易更好，但没有也不可惜。明朝是这样，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也是这样。而根本的原因就是大陆帝国的超级稳定性，根本就不会对海洋贸易产生足够的敏感和重视。

但是，同时代的欧洲就不一样了，一众小诸侯国从海上赚点儿钱，那就真的是钱了。于是，海上殖民、海上贸易这个赚钱模式，就有了批量复制的极大动机。然后，欧洲就在大航海这条路上狂飙突进了。

中华大帝国为什么超级稳定？简单说就是儒家菩萨心肠、法家雷霆手段，而底层逻辑则是宗法共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全部的权力关系和治理关系都可以追溯到这个逻辑起点。

于是，中国人搞海上贸易也是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

大航海时代，主要是殖民和贸易，但贸易才是根本，不仅能够带来利益而且能够建构秩序。海上贸易，就需要远距离的信用机制。你从日本运来一批白银在广州港登陆了，然后我不给你支付报酬怎么办？这就需要远距离信用机制发挥作用，传统时代的法律根本就不管用。明朝人和清朝人是怎么玩的？同乡关系、宗族关系以及妈祖的宗教信仰，靠的是这个。但这种信用机制却无法扩大化，只能限定在东亚和东南亚这片海域中。再远一点儿也不是不可以，但成本太高、不可测的因素太多。

但是，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建构的一套以普通法系为基础的信用机制，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只要控制关键港口，大英帝国就能把生意做到全世界。而明清时代的中国却做不到的。大航海在欧洲的持续发展，就能够发展出大英帝国的新秩序。但大航海时代在中国怎么发展，也发展不出这个新秩序。

而原因就是宗法共识的路径依赖，这套路径依赖在大陆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海洋就彻底行不通了。

03.大陆利益的路径依赖

对于海洋贸易赚来的钱，天朝上国根本就不在乎，因为大陆利益的土地、人口才是帝国最关心的。而为了维护这个大陆利益，往往就会轻易处置或牺牲海洋贸易。

首先是明初，朱元璋为了解决元末货币危机的问题，直接在传统时代搞出了计划经济。于是，大明初年就开始海禁。商业运转需要货币，但大明没有足够的白银当货币，那就干脆把商业给废了。这种做法很黄很暴力，但在明初却十分管用，朱元璋这个老农民硬是解决了元末货币危机。

然后是清初，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建立了一个覆盖整个东亚的海洋贸易帝国。巅峰时期，郑家有大小船只三千艘，还有一支20万人的军队。凡是在东亚海面上做生意的，都要向郑家交保护费。即便是当时的海洋帝国荷兰，要在东亚这片地方玩，也得向郑家交钱。

但是，郑成功却对抗满清。那么，满清是怎么办的？为了摧毁郑成功的海洋帝国，直接搞了一个迁海令，从山东向南到广东、沿海二十里内就不能有人，实施寸板不得入海。然后，直接把郑家海洋帝国给饿死了。

满清是饿死了郑家的海上帝国，也确实收复了台湾。但是，满清的做法跟朱元璋一样，都是为了帝国的大陆利益，牺牲了中国的海洋利益。郑成功之后，东亚海面上很难再成就一个海上帝国了。因为清朝的僵化统治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海洋帝国。

英国为什么强？靠土地、靠人口，英国没希望。任何一个欧陆霸主都能弄死它。但是，英国的财富和力量不在土地和人口，而在海洋和贸易。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向谁收税和怎么收税，但向谁收税和怎么收税也反向塑造了国家的制度和理念。所以，向海洋收税、以贸易收税的欧洲国家，就开启了近代化升级。而一直植根于传统帝国的中国，不仅错过了大航海时代，也错过了这种近代化升级。

古代中国为什么错过大航海时代？因为大航海时代不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大航海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中国错过大航海时代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小农经济的力量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力量。无论是什么时代，无论是什么文明，其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需要陆地，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海洋。中国小农经济的力量超过了资本主义济的力量，所以中国对陆地的需求超过了对海洋的需求。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平原面积十分广大，而又十分安全。这意味着只要防御住了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入侵，那么就可以通过发展农业来获得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物资。西方呢？西方是海洋国家，其平原面积十分狭小。这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必须依靠海洋。海洋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基础！

西方需要海洋，所以进行了新航路的开辟，并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文明。中国需要大陆，所以中国的小农经济一直非常发达。

西方的海洋文明发展的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发展的是民主政治。在古代，西方建立的是奴隶制的民主制度；在现在，西方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更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经销市场。原料和市场怎么来？通过大航海和殖民扩张而来。

中国的大陆文明发展的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发展的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存在的基础是农业，农业的发展取决于人口的多少和陆地的多少。中国有广阔的大陆，不需要进行大航海！

中国发展的是农业，而西方发展的是商业。发展农业意味着农民的数量是最多的，发展商业意味着商人的数量是最多的。农民会不会进行航海？当然不会。商人会不会进行贸易？一定会。所以，中国不会进行大航海，而西方一定会进行殖民扩张。

虽然中国也有一定的资本主义，但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太弱。与农业经济的力量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实在不值一提。两种力量碰撞的结果就是中国对大航海浅尝辄止了！

总而言之，中国错过大航海时代是必然的，西方进行大航海也是必然的。任何辉煌的时代和任何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大航海，发展小农经济必然不会进入大航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