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军队问题太多了，首先有明初遗留的卫所兵问题，还有军饷不足的募兵问题，少而精的家丁武装问题，武器的配比和质量问题等等，要说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在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明初朱元璋设立卫所制，卫所下所统领的百姓就是军户，根据明朝的制度，军户每家必须必须至少出一人当兵去戍边，同时军户会分到土地，耕种后收入用于军用，由卫所千户统一调配。本以为在这种制度下，大明的兵源将源源不断，而且不用国家的供养。然而体制下的漏洞以及严苛的户制终于是冲垮了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千户为了利益将土地私交给地主耕种，充盈了自己的钱包却坑苦了普通的军户，而且永远不能变籍加上大明重文轻武使得军户百姓负重不堪，最后逃籍者不计其数，导致边军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而千户会借此机会虚报空饷，徒给国家增添负担。

明朝的府兵（卫所兵）基本从永乐年间就已经开始失去了实际作用，为了维系国家的军力输出，明成祖设立了京城三大营，其中主力军基本上已经是招募的青壮年战力，也就是说从永乐年间开始，募兵就逐步取代了府兵的地位，成了明军会战的主力。相比于宋代，明代的募兵制相对完善，至少所招募的人员真是的能够打仗的人。但是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日渐缩减的财政，使得募兵经常被欠饷，不给发工资，当兵的自然就会消极怠工，不好好打仗。所以基本到了中后期，明军每逢敌人冲锋，必然退却，即使是追击，也不敢真的交锋。这一现象直到敌首军功制确立后，才有所改善。

明朝中后期开始，边军倾颓、募兵消极，但是仗总是要打的，为了打胜仗，一些驻边的总兵便开始培养家丁势力。比如李成梁，他会把贪污的军饷分出不少来武装自己的私人部队，也就是辽东铁骑。而在战争后，李成梁还私自将国家土地赏赐给家丁来鼓舞士气和拉拢家丁们的忠心。在这种情况下，家丁和募兵之间的待遇变得越发的不平等，而明军的战斗力也愈发的倚重家丁部队或是将军的私兵。

明军的装备，历来都是一个波动线。明末的时候，因为军备颓败、吏治腐败，所以在军需上，军备官多有苛扣，在武器的制作上，也是经常出现残次品。比如大凌河之战中的明军战车数量，远不及戚继光镇守蓟州时辽东的战车总数。而且火炮火枪方面，大明的工匠也是消极怠工，制作的火枪质量之差，时常发生炸膛或是枪管弯曲现象。火炮的铸造也是炮壁薄厚不均，使得火炮弹道轨迹不直，不能很好的发挥火炮的威力和作用。武器质量不行自然是对敌军就无法造成有效的伤害。

明末军队主要问题是军制和粮饷问题。明太祖时期军队实行卫所制度，从中央地方皆设卫所。外统于都司，內流于五军都督府。军戶是世袭的，土兵平时种地，战时出征。而且子子孙孙都以军人为职业。朱元璋认为此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军粮和兵源问题，但随着人口增加，人均土地越来越少，财富集中到千户，卫所级别的军官手里。军人生活困苦逃走的越来越多。明朝末期实行募兵制，但明朝财致制度非常不完善，只重视征收农业税。明末水早蝗灾严重财政收入锐简，万历三大征时耗费银两一千一百多万国库空虚。因此，明朝几支募招的军队规模都不大。战力强悍的宁关铁骑两万多人，孙传庭靠屯田自给自足组建的秦军万人左右，孙传庭靠这支军队几乎横扫各路农民军，把闯王高迎祥生擒活捉押赴北京凌迟处死。《明史》:“孙传庭死而明亡矣！"卢象升在去北京勤王时组建了万余人的天雄军。因为财政有限这三支招募的军队规模都不大。明军将帅不和不服调动也是重要原因。明军关外几次兵败，占象升战死都是因为将领各自为战贪生怕死不服调度有关。

明末军队对清作战，为何屡战屡败，究竟有何问题？下面来逐一分析。

兵员素质和数量：

户籍和卫所制度的规定，限制军籍者闲时只能参与军事训练或随军作战。农时参与耕种。最要命的是世袭军籍世袭。在开国之初，问题不大，时间久了，问题就暴露了。因为世袭，上级对底下层总是剥削，各种炭敬送礼，分摊到最底层军汉头上，军汉收入就是他耕种的田，军人无战事时是无军饷的，只能是耕田为生，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耕种的收入有可能还不够上缴。如此，军汉后代就不可能多，因为养不起。又因为总被剥削，经济差之后营养就跟不上。所以身体羸弱是必定的事。军事技能训练荒废也就能理解了。

何况，总兵将门是世袭盘踞的，层层剥削，总要喝兵血，吃空饷。底层就更惨了。一军队领万人军饷的，可能实际人数连5000都不到。

后勤保障和装备：

明军后期大量装备火器，朱元璋朱棣之流凭武力开国经常打蒙古人的皇帝，可能经常会关注火器的研发与性能质量。太平了200年，接位的皇帝连自己的军队数量都不清楚了，装备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导致奸臣和投机取巧者各种偷工减料。以至于火枪大炮哑火炸膛屡见不鲜，军服军粮以次充好。这样的后勤怎么保证军队的战斗力？

战略理论：

主帅的战略能力方面直接影响这个攻防成果。王在晋和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战略，听起来很美妙，做起来却不允许，因为没钱搞。被孙承宗直接驳斥。然后孙承宗用自己的策略，构建战争锦宁防线，坚壁清野，徐徐渐进。接任的袁崇焕很好的继承了孙承宗的战略方案。可惜满人被穷到亡命绕道蒙古，受汉奸指引入关劫掠。锦宁防线形同虚设。

按照伟大毛爷爷的战略，骚扰为主，消灭有生力量为目的的抗击后金，因为后金人口基数少，如此，坚持下去，后金必定人丁减少而失败。可惜当时经略辽东的主帅在战略上面也是失败的。

最后是总结：因为税收和科举制度问题，朝廷只对最底层的农民征税，而举人士绅和官员等免纳税。因此豪强兼并土地严重。致使农民越穷越活不下去而造反，商税又收不上来。张居正攒下的国库日渐空虚，以至于到崇祯发不出军饷粮草。所以军队因缺钱而毫无战斗力。大明是被穷死的。

明末时期明军的问题很多

我就挑主要的说几个。

首先是没钱！

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大军已经逼近京城，崇祯皇帝下旨让明军勤王。结果只有宣化总兵唐通带兵来勤王。崇祯大喜！于是他赏赐四千两白银犒军。但问题是这钱不是赏给唐通一个人的，而是给唐通那支部队的。那么那支明军有多少人呢？八千人！

平均一个人只有半两银子……你说明军士兵能真心死战吗？

然后，崇祯其实也确实赏赐唐通一个人了。多少呢？根据记载是白银四十两……

给一个总兵官，还是唯一一个跑了老远来勤王救驾的总兵，四十两银子？

我不知道这是在赏赐唐通还是在骂唐通……

反正唐通之后的举动很说明问题，李自成大军一到，防守居庸关的唐通就立刻投降，然后自请为顺军前锋，去攻打北京。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崇祯皇帝抠门，可能是他真没钱。因为崇祯毕竟混到了当皇帝还要去跟大臣借钱，结果大家还不借他的地步。连皇后的老爹周奎都不肯借钱，还拼命哭穷。结果皇后看不过去了，自己掏了五千两，然后崇祯的老丈人连女儿的钱都贪，密下了两千两，只借了三千两。当然，等李自成来的时候，据说从“国丈周奎”身上榨出了六十万两白银……

其次再说没粮。

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后金军在皇太极的带领下，绕过山海关，从蓟镇长城的龙井关破口入关。

于是，明廷也命各地明军勤王。

结果，山西总兵张鸿功率领的勤王军队好不容易到达京畿附近，兵部传令让其先驻守通州，结果第二天又有命令其调防昌平，到了第三天又要求其调守良乡。可按照当时的规定，军队到达驻地的当天，当地官府是不提供粮食的。结果这支山西军队，连续三天调防三个地方，三天都没有领到粮草！

拜托！

人家是来跟后金军拼命的，结果三天吃不上饭……

最后就是被队友卖。

崇祯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再次派兵入关。之后，大明最后的名将卢象升率军抵抗，于十二月十一日，防守。这时卢象升的全部军队只有五千士卒，而且这支军队已经断粮多日，士卒困顿。于是卢象升派遣杨廷麟向驻扎在距贾庄五十里的鸡泽的高起潜乞援。当时高起潜手握关宁兵二万三千人，以及后援的一万六千人，一共多达三万九千之众。可高起潜对卢象升的求援就是置之不理。

卢象升被逼得走出大营，四面环拜将士说：“吾与尔辈并受国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所有将士都失声痛哭，表示愿意与清军决一死战。最终，卢象升所部全军覆没，

卢象升身中四矢三刃而死，时年 39 岁。他的部下杨陆凯为了保护他的尸体，扑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为他遮挡弓箭，结果身中二十四矢而死。

写到这里，笔者真是满心的MMP啊！

没钱没粮，忠勇的将士还要被卖！

这大明能有好吗？

在明末，明朝军队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稍微有点战斗力的居然是将领们的家丁——明朝军队的问题，核心就是和平时期“占役”，战争时期杀良冒功、虚报战绩。

1、军队象劳改犯一样给权贵们干私活

所谓“占役”，说白了就是让军人丢下训练，象集团劳改犯一样去给权贵们干私活儿，也叫“应役”。

风起于青萍之末，占役风不是在明朝末年才开始的，早在洪熙年间就开始了，到成、弘时不仅没有止住，而且越刮越盛。到了明朝末年，事实上已经让明军的主力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下面我们以在《明史》里名声挺好的宪宗、孝宗朝作为一个剖面，进入深入分析。👇

成化初恢复团营，其中一个考虑是为了保留精壮不被占役。从成化十九年(1483)五月兵部尚书张鹏的奏疏中，我们看到这时明朝的团营就已严重缺编，20万人的编制，只剩93400人，其中又有52000人被占役，占现有兵员的一半以上。

到弘治时，尽管三任兵部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反复强调占役之害，但团营被占役的兵员照样清不出来。

为啥?

皇帝不愿得罪皇亲国戚！

户部主事李梦阳(明代文学“前七子”代表人物)上书言事，言语间提了一嘴弘治的小舅子寿宁侯张鹤龄大量私役官兵给自己干私活儿的情况，竟被下狱。

皇亲国戚所占兵员不能清理，那还清理个鬼!

不得已，只好每个团营选2000人(占总数的1/5)进行战备训练。

但为给孝宗的岳父昌国公张峦修陵墓，又一下打破政策占用数万兵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既然占了那么大的庄园，就需要有人耕种；京城里那么大的摊子经商，就需要有人打理，占用军队的无偿劳动力不占白不占，当然最划算。

保国公朱永，是景泰时的名将宣府总兵抚宁伯朱谦之子。他的免死铁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故宫里，其爵位虽然高他父亲两级，但战功不如其父，腐败却大大超过其父。

他为自己修房子就动用了相当于现在两个团的兵力！

京营如此，边境的卫所又是什么情况呢？

刘大夏任兵部尚书后，孝宗问他卫所军队是否强勇可用？

刘大夏说，过去我一直讲民穷，其实兵比民更穷，哪能与强敌作战？

孝宗感到很不理解，说当兵的在卫所有屯粮，出征有月粮，为什么还会穷呢？

刘大夏一边磕头一边说，江南苦于转漕，江北苦于京操，其他的苦远还不止于此呢！而且所谓月粮、行粮，一半被军官贪污了，又怎么能不穷？！

刘大夏说的转漕就是在运河划船拉纤，京操就是名曰赴京操练实为当苦力为权贵搞私活儿，士兵们连生存都有困难，还谈什么作战?

孝宗听了苦笑着摇头，于是至此朝廷时不时地派御使清查，想振作一下。但下面对付清查的办法多的是，上头来人了，底下就临时找一些市井无赖冒名顶替，应付清点。有的部队连花名册都没有，有军户册的居然是洪武时期的！

除少数有点儿责任心的军官外，各级军官也乐得给士兵“放假”或任其逃亡，这样不但可以吃空额，而且士兵请假是要掏钱的，当时俗称“买闲钱”，你给我钱，我就放你羊。

腾骧四卫按理是皇帝最精锐禁卫军，由皇帝身边的御马监统领，这下该齐装满员了吧？错！弘治十八年(1505)兵部奉命清查，发现冒领军饷的达13900余名，这些空额大多进了军官和太监的腰包。按编制，腾骧四卫必须20000人，一半以上的人就这样“被消失”，吃了空额。皇帝禁卫军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2、平时弄虚作假成风，战时更滥杀、虚报、冒领，骇人听闻

明朝打仗记功有硬标准，就是拿俘虏和敌人的人头(“首功”)来核算。这一硬标准本是为了防止弄虚作假，却为明军滥杀开了方便之门。

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太监汪直、文官陈钺和武将朱永出兵辽东，因为在此之前都御史马文升已经基本解决了与蒙古、女真的纷争，所以并无战事。

汪、陈欲建功，就诱骗建州女真(即后来出了努尔哈赤的部落)来进贡，然后谎称贡使刺探情报，将使团60人全部杀死，甚至不惜掘开坟墓砍死人的头来“扩大战果”，以“大捷”报朝廷，还被后世吹嘘为所谓“成化犁庭”。此事被反复揭露，宪宗不究。

弘治十二年，又发生了辽东总兵李杲等人诱杀朵颜三卫300人报“捷”的闹剧。

至于虚报战果、滥行赏赉则是家常便饭。弘治十四年(1501)，太监苗逵、提督史琳、总兵朱晖(朱永之子)率兵10多万往河套迎击蒙古小王子部的进犯。朱晖大军到达时，小王子已移帐他处，于是明军袭击其已放弃的红城子墩，仅斩首老弱3人，以大捷报闻；刚过20天，小王子与明军战于孔家坝子，都指挥王泰战死，蒙古骑兵大肆抢掠，军民死伤无数，朱晖等婴城自保，见死不救。

敌人饱掠一个月后，开始分散活动，朱晖等才出城斩杀散敌共12级，又报大捷。

从整个战役来看这是一次大败仗，花了150多万两白银，10多万大军仅杀15个无名小卒，自已损失都指挥1名、士兵无算，而战后上报朝廷的有功将士高达1万余名。

因与战果实在不成比例，群臣纷纷质疑，孝宗也懒得追究，只是将夸张的立功人数减少为210人了事。

关于立功名单，礼部尚书倪岳在论西北用兵时指出:

“功赏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权门厮养，而什伍之卒，转饷之民，则委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祸几日深，非细故也！”

兵部郎中杨琚对边镇的情况说的更具体：

“各边杀贼官军，遇有生摘斩首，多为管队官旗诡为己功，亦有俟于中途，见有虏首，以财挟买，不从则恃众强夺者，亦有依将领之势挟取他人功次以为己有者，亦有将领见部下获有二功欲取其一以惠所亲者，知次之弊,不可屡数。”

读者可能看到这里有疑问了——问题如此严重，而弘治向来号称“众正盈朝”，怎么就不整顿呢?

整顿？你不要命了？！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伊始，严格考核将领，一下罢黜贪懦者30余名，马上就受到人身威胁，有人夜持弓箭守在他家门口，有人将诽谤信射入皇宫之内。孝宗派了12名骑士护卫他出入，并让锦衣卫查处，动静很大，但一个案犯也没有抓到，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两广总督秦纮揭露总兵安远侯柳景贪污受贿、残暴不法，法司查实后判其死罪，但柳景与周太后家是姻亲，有后台，反而诬陷秦纮，孝宗查也不查，直接将秦纮投进监狱。

法司后来查明秦纮无罪，吏部尚书王恕请求让他留任，孝宗还是罢了他的官。

而犯了死罪的柳景，仅受革职闲住的处罚。

孝宗有所谓从谏如流的美名，但你不可说他朱家和外戚家的人和事，弄得不好就得进监狱。

再说弘治九年，岷王朱膺钰仅抱怨了一次禄米未能按时发放，孝宗就派锦衣卫去抓王府所在地湖广武冈的知州刘逊，御史刘绅觉得这样不妥，与六科给事中联名上书劝谏，孝宗大怒，一下将刘绅等62人打入监狱，以至台署为之一空。

这还是在明朝中期，从上到下，从军队到地方就已经腐败不堪了。到了明末。就是神仙也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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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马文升对明朝军队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总结到位：

“民困财竭，兵衰将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

———对于明军的问题，作为当事人，他的话应该比后世所谓史家的评价更可信，也应该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最终答案。